老龄化有两个根本原因，一个是长寿化，即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另一个则是少子化，即年轻人越来越少、人口金字塔越来越陡峭。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长寿化将会成为中国社会老龄化的主要推动因素。本报告从人口学和经济学的视角对高龄化与老年群体相关研究展开探讨，旨在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社会老龄化现象及老年人群的行为特征与消费趋势。
从过往数据来看，从18世纪中期至今，世界上预期寿命最高的国家的国民预期寿命是呈持续上升趋势的，而该趋势在进入21世纪后依然没有放缓。在数据记载之初的1750—1790年，瑞典、丹麦和英国的预期寿命为世界最高水平，但也仅有40岁左右，且保持平稳，并无增长趋势。1790年，天花疫苗问世，伴随着农业生产、商品流通、传染病控制和天花疫苗等方面的发展与突破，人类预期寿命开始逐渐上升，预期寿命最高的地区则开始在北欧国家、澳大利亚、日本、中国香港间变换。如今，中国香港地区人口的预期寿命已超过85岁——这代表了人类社会在现今阶段能实现的最高预期寿命水平，而中国内地与香港的预期寿命水平还有7年左右的差距。因此，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内地人的预期寿命还会有所增长，人口中老年人的比例将不断提升。
预期寿命提升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降低青少年死亡率，即让更多人能进入老年阶段；二是降低中老年人死亡率，即让老年人活得更久。从数据上来看，1900—1950年，全世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主要源于青少年和中年预期寿命增长所做出的贡献；而1950年后，越来越多的预期寿命的延长来自老年群体的贡献。随着医学对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方法以及对阿尔兹海默病等老年疾病的理解不断提升和突破，老年群体的预期寿命显著提升。因此，从数据来看，中国未来将面临的不仅是老龄化社会，还是高龄、长寿化社会。
生命周期假设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其核心观点认为人们于不同的年龄阶段会有不同的劳动供给、产出、消费、储蓄行为，这其中任意一个或多个行为的变化都会带来国家经济的变化。
我的老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Ronald Lee教授和他领导的国民转移账户（National Transfer Account，NTA）团队强调，国民经济核算不应只关心总量上的投资、消费和劳动供给，而是应该细化到每一岁——即对每一个年龄人群的劳动供给、工资、投资、消费和储蓄进行统计。他的研究致力于分析每个年龄阶段间人群的经济交互，如劳动力、工资、投资等资源要素如何在不同年龄的人群中流动。其中，利用中国2014年的数据，他描绘了一个“典型”中国人一生在不同年龄的收入与消费水平。从收入来看，其顶峰大多在40岁左右，之后开始逐渐下降，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工资有所下降，或者是逐渐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而从消费来看，其顶峰多在20岁左右。将收入和消费两者结合起来看，我们便能大概理解一个典型中国人的一生，即他是如何为社会创造价值，又是如何消耗社会资源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一生是为社会创造了净价值还是净负债。
此外，该研究还用2002年、2007年和2009年的数据分别刻画了不同时间节点下中国人在不同年龄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这三者与2014年数据的整体趋势基本相同。但相比于十年前，2014年，5~15岁的青少年以教育为主的支出和80~90岁的老年人以服务和医疗为主的支出有了最明显的上涨。
许多新的治疗、技术和药物在刚刚被应用的初期都会十分昂贵（如曾经的青霉素，二十年前的心脏搭桥手术和如今的癌症靶向药），到了后期也许会逐渐降价和普及。先进医疗服务普及所需的时间与成本意味着在未来，人们带病生存乃至带病工作都会成为常态，慢病管理也将成为社会和经济功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退休—消费之谜”与中国退休人群研究
生命周期视角的经济学研究中有个经典的“退休—消费之谜”，即对理性人而言，如果已知自己终身效用最大化的方式是保持生命周期中各阶段的消费基本一致，且已知自己退休的年龄，那他一定会提前做好养老金融财富管理，保证自己在退休前后的消费不会有大的变化。然而，西方的实证研究发现，许多人的实际消费在退休后都经历了明显下降，这说明了现实中的人可能存在行为偏误（如短视或时间不一致）、金融素养不足等问题，从而导致养老规划不完善。然而，这种典型现象在中国却没有出现——我们发现，中国人退休后的消费反而较退休前有小幅度提升。
之所以没有在中国社会中发现“退休消费之谜”这一在西方国家中较为普遍的现象，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社会中存在许多“退而不休”的人群：退休后，许多人依然可以通过其他工作获得收入，虽然工资收入相比退休前可能也有所减少，但养老金的加入使得他们的家庭实际收入的社会平均水平在退休后并未减少，该数据在女性群体样本中甚至还上升了7%。
我与合作者的一项研究利用了2010—2012年和2014—2016年的中国城镇家户调查月度数据，用事件分析法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城镇居民的劳动参与与收入消费在退休年龄前后的季度动态变化。我们发现，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的前三年，在男性与女性人群中，领取养老金的比例都超过了不工作的人群比例，约14%的男性和约22%的女性在办理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的同时会继续参与劳动力市场，如女性群体退休后会继续从事育儿嫂、家政等工作，或教师群体退休后开展家教等工作。整体而言，虽然有许多高收入人群在退休后利用自己的高效人力资本继续“发光发热”，但“退而不休”现象更为普遍地出现在低收入和低养老金群体中。考虑到“退而不休”现象的社会普及度，建议未来制定养老和延迟退休政策时将这一现象及其可能的影响纳入考量。
此外，该研究还发现，人们在退休后，除消费总量的变化，其消费需求与支出会出现结构性变化。例如，在退休后，家庭的食品与医疗开支会明显上升，而没有了通勤与正式着装的需求，家庭的服饰与交通支出会有所减少。
（三）老龄化与家庭消费需求变化研究
与上述我老师的想法相近，我的另一项合作研究也对以年龄分级的消费变化进行研究。但是，在这项研究中我们采取了家庭视角，这是因为许多消费都是以家庭而非个人为单位进行的。通过将家庭消费用统计学方法进行拆解，我们希望研究家庭中每增加一个特定年龄的人会对家庭消费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利用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的数据，发现了以下几个主要趋势：
首先，新一代年轻人的消费有明显提升。相比于早期的数据，2020年，年轻人（具体而言，为有年轻女性的家庭）的消费有了明显提升，这代表了新一代年轻人在收入更高的同时，储蓄水平较上一代有所降低，消费在收入中的占比增大。
其次，“生育惩罚”现象逐渐加剧。“生育惩罚”现象是指许多家庭中的女性在孩子出生后会选择离开职场，全职照顾孩子。这带来了家庭收入的减少，从而降低了家庭消费。我们发现，有孩子的家庭（具体而言，为有0~15岁女性儿童的家庭）整体消费会出现下降，且该趋势在过去20年间逐渐加剧。
最后，老年人家庭（具体而言，为有55岁以上的女性的家庭）中，消费会出现上升。这是一个在2020年的数据中出现的现象，在2005年、2010年和2015年的数据中，老年人家庭的消费都是随着年龄上涨而逐渐降低的。这代表了银发经济在过去十年中已开始逐渐成形和兴起。
（四）银发经济中的电商消费研究
然而，我们通过对某电商平台销售数据的分析发现，老年人在电商平台的消费比起年轻人是相对较低的。这与上述的结果并不一致，但这种相悖也不难理解：首先，老年人的很多需求在于服务，而服务在（早些年的）该电子平台中无法购买。此外，老年人的数字适应度较低，很多老人不太会用软件。其实，不便出门线下购物的老年人是最需要网上购物的群体，但购物软件的低“适老度”为老年人的使用带来了较高障碍，许多软件中繁杂的广告、直播、优惠规则让老年人很容易感到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对于这些“数字孤老”，未来电子消费软硬件设施的“适老性”将越发值得关注。
此前我的一项合作研究发现，当一个省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变化值越高，省内人均累积工业机器人的安装量越高——虽然工业机器人技术并无地区壁垒，各个省的机器人安装和应用程度却存在明显差别，且此差别与该省的老龄化速度在统计意义上相关。其逻辑在于，在有活力的市场机制下，当劳动力出现短缺时，劳动力价格上升，安装机器人就会有利可图，人们自然就会安装机器人。因此，针对社会老龄化的必然发展趋势，政府可以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鼓励市场创新、提升市场活力，利用市场的自然规律和调节功能，激发创新、促进相关行业技术发展，从长远角度提升社会对老龄化转型的适应度和应对水平。